党的十八大以来，习强调“要系统梳理民间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当前，国内博物馆在空间扩容、内容创新、服务拓展方面主动作为，加之公众对文明起源、国潮审美、文博文创消费兴趣的日渐增长，一同推动了线上线下“博物馆热”的兴起。但是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国内博物馆发展仍面临一些难题。对于部分大型博物馆来说，单日参观量动辄数万，既给管理带来非常大压力，也影响了参观体验；对于部分中小博物馆来说，全年参观人数不足万人，不仅会挫伤运营者的积极性，也会让许多特色藏品“蒙尘”，其价值难以彰显。鉴于中小博物馆在运营主体、藏品资源及主题等方面的多样性及差异性，如何促进其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关乎博物馆生态发展全局的关键问题。
美国著名博物馆学者G.B.古德曾言，“博物馆不在于它拥有什么，而在于它以其有用的资源做了什么”。①中小博物馆虽在藏品总量上难以匹敌大型博物馆，但却可以在“小而美”“小而专”“小而活”方面深耕细作。依据2022版博物馆定义，“博物馆应以符合道德且专业的方式来进行运营和交流，在社区的参与下，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多种体验”。②由此可知，参与性、体验性、共享性应是中小博物馆实现“破圈”的关键。考虑到中小博物馆的发展，既取决于其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又受博物馆政策导向、行业合作及社会关注度等多重因素影响，本文尝试运用生态位理论框架，分析中小博物馆在博物馆生态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探讨它们如何相互协作、适应环境变化，以实现更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从生态学的视角审视，自然环境或社会环境为每个生存主体塑造了一个适应其生长的特殊环境生态位，且每一个生态位都具备独特的价值与属性。准确识别并把握自身的生态位，是获取持续发展动力的关键。对于中小博物馆来说，亦是如此。
博物馆的生态位构成要素分析。生态位宽度是指博物馆的藏品资源及其所提供的展陈服务具有独特性与多样性，具体体现在收藏策略的选择、展陈主题的策划、公共教育活动的创意等方面。博物馆的生态位宽度主要受资金筹措、人力资源配置、技术革新以及空间布局等外部资源要素的影响。生态位竞争是指当不同的博物馆提供相似的展品或服务时，其生态位有几率发生重叠，进而加剧市场之间的竞争。为了尽最大可能避免陷入恶性竞争，博物馆需采取差异化发展策略，如深耕某一特定文化领域，打造独具特色的品牌形象。生态位扩充是指紧跟外部政策环境、技术革新及媒介生态等的变化，通过创新手段创造新的适应性特征，充分的利用新增资源或此前未能充分的利用的资源，推动自身发展。博物馆的生态位扩充与其对环境变化的感知能力、调整策略以及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紧密相连，具体表现在博物馆的外部协同机制、技术赋能机制、多方参与机制之中。生态位态势是指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博物馆的社会价值更多体现在其文博资源对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正面溢出效应上。这包括但不限于激发文化创意产业活力、促进文化消费增长、增强社区/社群文化凝聚力，以及作为文化标识推动某个区域或领域的形象建设等。
以生态位思维分析中小博物馆发展的困难与机遇。依照国家文物局数据，在目前已备案的博物馆中，中小博物馆占据八成以上，其中大部分为未定级博物馆。这些博物馆各具特色：有承载丰富地域文化的县级及以下的文物系统国有博物馆；有展现所属行业或企业和事业单位特色的别的行业国有博物馆；还有充满收藏者个人文化情怀的非国有博物馆；等等。单从藏品特征来看，或体现在地化，或体现行业化，或体现个性化，具有一定的生态位宽度。面对资源有限、竞争非常激烈等挑战，中小博物馆应充分的利用各自的生态位优势，从资源、需求、支持性业态、同业竞争四个要素着手，把握政策导向和市场机遇，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资源要素。中小博物馆受限于整体规模，往往在藏品资源的数量与级别上难以与大型国有博物馆相媲美。同时，在专业人才资源储备以及展陈设计、藏品解说等提升博物馆吸引力的关键环节上，也存在明显不足。在财力资源方面，受限于地方财政资金在公共文化投入的结构性约束及运营资产金额来源的多样性挑战，部分中小博物馆仅能维持基本运营，难以投入更多资金用于创新发展。但不可以忽视的是，众多中小博物馆在资源要素方面展现出“特”“专”“近”等比较优势。例如，观众可以通过某个行业类博物馆了解特定行业的时代变化，通过某个企业博物馆了解特定产品或技术的革新，通过某个乡村/社区博物馆对当地的人和事产生亲近感。
需求要素。中小博物馆常被视为“小众”文化空间。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公众容易受到各类媒体信息的影响，更倾向于选择知名度较高的博物馆。加之个别网红博物馆的限流措施，容易形成“大型博物馆是稀缺资源”的认知。此外，受到免费开放政策广泛实施的影响，近九成博物馆已经实现免费开放，这使得中小博物馆在吸引大众参观方面面临挑战。在现有收费的博物馆中，部分是古建、遗址类国有博物馆，部分是社会力量及民间运营的中小博物馆。对于收费运营的中小博物馆，其收费策略与运营投入通常不成正比，影响了参观流量。由此，大型博物馆与中小博物馆在参观需求上呈现冷热不均的情况。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小博物馆的“小众”特色与当前消费者细分化的趋势相契合。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背景下，大众基于某一细致划分领域的知识内容而聚集形成趣缘群体，进而促成更多具有专业诉求、深度爱好的文化消费/体验行为，这为中小博物馆提供了精准定位目标受众的机会。中小博物馆可以通过主题展览与活动，由公共文化空间转向趣缘文化空间建设，更好吸引并服务观众。
支持性业态要素。随着大众文化素养与文化自信的提升，博物馆因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独特的文化体验、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功能，成为大众旅游与青少年研学目的地。“博物馆+旅游”“博物馆+研学”成为许多城市形象塑造与文化消费的新增长点。但毋庸置疑，公众关注的焦点往往集中在少数知名博物馆，导致众多有特色的中小博物馆被边缘化。对此，中小博物馆能够最终靠产品或服务的创新，在“慢”“深”“趣”上下功夫，将“人少”的劣势转化为深度参观、参与式体验的优势。此外，能借助短视频、直播等新兴业态的传播力量，通过某个游客、某个讲解员的分享让更多线上观众了解到中小博物馆的“与众不同”，提升中小博物馆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比如，Citywalk（城市漫步）等新兴旅游方式的出现，让更多人开始习惯以自助探索方式发现与体验相对冷门的文化点位，也为中小博物馆带来了更多的曝光机会与潜在观众。
同业竞争要素。中小博物馆与大型博物馆之间并非是竞争关系。与大型博物馆相比，中小博物馆在资源方面展现的差异并不局限于单一维度。在中小博物馆之间，其各自拥有独特的差异化优势，各自面对着具有非常明显差异的潜在兴趣群体，因此仅从存量资源多少或场馆大小作比较并无太大意义。中小博物馆应更看重外部连接与多方协同。例如，对于科技、艺术相关的专业类博物馆，除了藏品参观外，应着重体现科学实验、艺术体验等环节的吸引力。这类博物馆可以与相关的专业机构进行合作，充分的利用外部资源，共同开发针对不一样年龄段（学龄段）的寓教于乐项目或者特色体验活动，从而在专业领域内建立无法替代的生态位。对于吃穿住行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企业类博物馆，可以依托特定品牌及产品，为参观者揭示产品背后的制作流程，提供更多的体验环节，这也是企业宣传推广的重要一环。
当前，随人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和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日趋丰富，我们已从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服务经济迈入体验经济的新时代。产品与服务的供给需紧密围绕消费者的生活情境，致力于提供独特的、难忘的体验，以激发情感共鸣与记忆。与此相契合，博物馆业态也进入了2.0时代，即参与式博物馆时代。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博物馆成为“一个观众能够围绕其内容做创作、分享并与他人交流的场所”。③在博物馆中，观众不是旁观者，而是通过各类参与式场景与机会紧密相连，形成较为强大的社群效应。这一点对于中小博物馆尤其重要。面对藏品数量与空间规模的局限，创造更多线下互动场景与环节，鼓励观众积极主动参与，或将成为中小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内容创新：多方协同模式增强中小博物馆临展灵活性。不可否认，中小博物馆常面临藏品丰富度与多样性不足的挑战。尽管其常设展览可以充分的利用在地化资源优势展现独特魅力，但长期不变的常设展览也容易让有限的观众感到乏味与单调，以此来降低活力。因此，充分的利用外部协同资源，增加临时性展览，成为不少中小博物馆的创新方向。
“小手拉大手”模式，即借助大型博物馆的藏品与展陈优势，发挥中小博物馆在展陈时间与空间利用上的灵活性，将大型博物馆的既有展览内容移植到中小博物馆中，实现资源互补。例如，2021年开馆的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博物馆，先后引入陕西历史博物馆“雄风盛歌陕西周秦汉唐文物精华展”、荆州博物馆“极目楚天舒楚文化特展”、敦煌博物院“只此敦煌敦煌石窟艺术特展”，实现跨区域合作，不仅让中小博物馆分享到大展的影响力，也丰富了当地的文化体验。除了国内文博领域采用的“手拉手”合作模式，部分具备实力的中小博物馆在跨境联合展览方面做富有成效的尝试。比如，苏州吴中博物馆巧妙地借助中意友好年及苏州与意大利友好城市的背景，成功携手意大利博洛尼亚市立考古博物馆和那不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共同策划并推出“伊特鲁里亚人古代意大利的贵族”特展，共展出来自伊特鲁里亚文明的代表性文物332组/件。此举不仅展现了中小博物馆通过国际合作也能推出具有鲜明特色的高质量展览的能力，更为文博界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树立了典范。
“组合拳”模式，即借助区域接近性或文化亲缘性，通过结盟合作方式联合策展。这慢慢的变成了中小博物馆扩大影响力的一种有效策略。一方面，通过选择各馆共同感兴趣且具备丰富资源储备的主题，确保展览内容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联合策展能够合理分摊资金、技术、人力的投入，充分的发挥各馆的专长和优势。例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联合京津冀地区的十余家博物馆，共同策划了“燕国达人游”活动。以燕国历史故事为纽带，引导观众通过主题参观及研学等方式，在京津冀多家博物馆之间探寻藏品间的内在联系。2023年，唐山博物馆、醴陵市博物馆、株洲博物馆三馆跨地域合作，推出国内首个以“近代釉下五彩瓷器”为主题的特展，集中展示了超过230件的釉下五彩瓷器精品，让广大观众有机会近距离领略釉下彩瓷器的独特魅力，逐步提升了公众对这项传统工艺的认知与兴趣。
形式创新：沉浸式体验活动增强线下观展趣味性。对于大型博物馆或热门博物馆来说，在节假日的工作重点是尽可能有效控制观众的在馆时间，力保在馆人数总额不超过极限承载量。但对于中小博物馆来说，其工作重点是尽可能吸引和延长观众的在馆时间，在提升线验的同时，促使观众进行社交媒体分享，从而扩大博物馆的影响力与吸引力。由此，各类中小博物馆纷纷推出沉浸式导览/剧活动。这些活动的共同之处在于深度挖掘与藏品相关的场景体验，使藏品或展览更生动可感。
根据内容的不同，沉浸式导览可大致分为三种：一是社会生活场景，通过还原藏品所属的社会环境，展现当时民众的生活风貌和人际关系。二是特定事件场景，聚焦于与藏品相关的特定历史事件，讲述其中的人物故事。三是艺术表现场景，通过现场表演，让观众直接感受艺术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以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为例，其推出的沉浸式导览剧《宣南往士》，通过虚构角色“石额公”与晚清举子“弘生”的引导，巧妙融入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等历史事件，使观众在观赏“风声、雨声、读书声北京宣南士乡历史背景和文化展”的同时，深刻体会宣南士人文化的深厚底蕴。再如陕北民歌博物馆推出的沉浸式艺术展演，让观众在观看展览的同时，还能偶遇当地民间艺人的现场演唱，深刻感受民歌艺术的独特魅力。
此外，受实景剧本游业态兴起的影响，不少中小博物馆成为“剧本游”的场地。在这些活动中，游客在NPC（非玩家角色）的引导下，以博物馆内展出的文物为线索，在展厅内展开探索之旅，寻找答案。这一新颖方式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比如，山东省青岛啤酒博物馆推出的沉浸式实景穿越剧游《觉醒的酿造师》，让玩家穿越时空至民国时期，亲身体验国宝文物保护战的紧张刺激。广州市越秀区博物馆则通过沉浸式“剧本游”《越博奇妙纪穿越历史来看你》，让年轻人与十位NPC扮演的南粤先贤互动，进一步探索岭南文化的魅力。
空间创新：通过特定选址促成文商旅融合。相较于大型博物馆，中小博物馆尤其是民营小型博物馆，在空间选址与空间容量上往往处于劣势。尤其是在文旅为主的城市文化消费中，大型博物馆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自然成为大众文化行程的必选之地。而中小博物馆可能会因地理位置不够优越，很难进入消费者的文化游览路线。
为了提升小型博物馆与公众的接触可能性，许多博物馆选择将特色展览融入文化商圈、文化街区。同时，也有不少公共商业空间有意识地引入小型博物馆，以提升其文化场域特色，有效推动了中小博物馆的观众拓展。例如，以古陶瓷与古灯具为特色的中山龙泉博物馆，便坐落于同名酒店之中，让游客在享受住宿服务的同时，也能轻松游览博物馆，了解中山民间传统文化的魅力，为当地灯饰产业的发展增添了文化色彩。又如，以古代壁画为主题的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坐落在大雁塔旁的威斯汀酒店内，不仅增强了酒店的文化感，也确保了博物馆的日常观众流量。
在文商旅融合的趋势下，将小型博物馆作为典型文化场景引入商圈，带动品质消费，已经慢慢的变成为新风尚。例如，坐落在广州正佳广场中的自然科学博物馆，通过一站式展示地球诞生、生命形成、生物演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吸引了大量游客。又如，坐落在宁波海港城内的地质宝藏博物馆，通过展出数千件地质标本、矿物晶体、宝石原矿等，实现了博物馆观众流量与商场消费者流量的双赢共促。
参与创新：社区居民的共建共创。虽然早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然浮现博物馆参与社区建设的理念，但在实际的社会实践中，其仍处于积极的探索阶段。在博物馆社会服务能力不断的提高以及基层社区治理能力逐步的提升的双重驱动下，一些中小博物馆通过小型化展览、艺术氛围营造等方式，在内容输出层面为社区建设赋能。以上海大学博物馆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东昌新村共同推出的“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特展为例，其巧妙地将三星堆文化与老旧小区改造、网红停车棚空间等看似不相关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借助社区居民中的专业志愿者进行讲解，产生了凝聚社区文化的化合反应。
此外，一系列更为贴近社区的小型博物馆也应运而生，它们不仅成为了居民保存地方文化记忆、促进情感交流、分享创意想法的公共空间，还进一步丰富了社区的文化生态。例如，位于北京的史家胡同博物馆，通过征集胡同内的老照片、老物件，以及采集口述历史等方式，鼓励居民热情参加博物馆所在院落的环境改造与文化展示工作，共同守护这份独特的胡同记忆。而在广州，广氮新村博物馆充分的利用厂区大院的独特资源，向老职工及家属征集了数百件带有广氮厂印迹的老物件。这些物品不仅见证了厂区的历史变迁，更成为连接几代人的情感纽带。这些社区博物馆虽然规模不大，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社区内最广泛的受众群体，使博物馆逐步成为所在地区知识和文化中心，成为“凝聚着地域文化和社会归属感的特定地点”。④这一实践不仅契合了习提出的“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的重要理念，也为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增强社区凝聚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启示。
随着新一代网络技术的迭代发展与广泛产业应用，如生成式人工智能、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大数据等，正逐步成为引领各行业变革、重塑行业生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动力。在文博领域，这些技术的融入不仅促进了数字化内容的研发，还极大地拓展了数字化传播的边界，为中小博物馆提供了通过单点突破来提升影响力、实现生态位扩充的重要路径。
数字虚拟人：破解中小博物馆讲解资源瓶颈。受限于整体经费投入不足以及人力资源紧张，部分中小博物馆在专业人才配置方面捉襟见肘，难以配备充足的专业讲解员，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其藏品资源的独特魅力与吸引力。而数字虚拟人的出现，则如同“永不疲倦”的讲解员，能够为参观者提供个性化、全天候的导览服务。它们不仅仅可以详尽阐述展品的历史背景、艺术价值及科学原理，还能够支持多语言解说，以满足多种地域游客的需求。借助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技术，数字虚拟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与观众的互动对话，激发观众对藏品背后故事的探索兴趣。例如，“苏小妹”作为三苏祠与三苏纪念馆的数字虚拟人，以幽默风趣的方式带领观众游览古迹、体验非遗技艺与传统美食，有效促进了文博资源与城市其他文化元素的深度融合。
线上小程序：一站式展示博物馆资源特色。当前，构建数字资源平台慢慢的变成了全球博物馆展现藏品魅力、践行资源共享理念的重要方法。中小博物馆可以通过自建小程序或共建资源平台等方式，将馆藏资源、特色活动等重要信息以更方便快捷、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广大公众，增强博物馆资源的可及性与影响力。同时，通过小程序或应用的使用数据分析，中小博物馆能更精准地把握目标观众与潜在观众的兴趣偏好，进而推出更加贴近观众需求的线下展览与服务。
数字短视频：实现冷门文博话题的“出圈”。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文博知识往往因其深度与专业性而显得晦涩难懂，无形中构筑了一道理解的壁垒。而解说、探访类文博短视频以其独特的方式，打破了这一界限，让大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即便未曾亲临博物馆，也能对其产生浓厚兴趣。根据抖音等平台的数据，“00后”中爱看博物馆相关视频的人，相较其他年龄占比更大。例如，B站UP主“才疏学浅的才浅”在2021年4月发布纯手工复原三星堆黄金面具的视频，迅速在网络走红。不仅展示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更让观众亲身体验了那段遥远历史的厚重与魅力。
数字共创：文博文创产品的个性化展现。作为博物馆“活起来”的重要载体，文博文创产品通过将博物馆融入日常生活用品，不仅延长了博物馆资源的传播链条，也提升了商品的文化价值，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资源有限的中小博物馆而言，“单打独斗”地批量开发文博文创产品，并处理复杂的版权问题，并非易事。因此，合作共创成为一种更高效的选择。通过联合开发、联合授权等方式，中小博物馆能够集中各自最具代表性的藏品（单个或系列）资源，进行创意开发。在数字平台技术与区块链技术的助力下，博物馆、创意设计师、产品供应链、商品品牌方等多方主体协同参与、互惠互利，共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以腾讯SSV探元数字文化开放平台为例，其将数字博物馆建设、人工智能辅古等能力集合成数字工具箱，将文化遗产转化为图像、音视频、3D模型等多种形态的数字资源，并进一步通过数字资源管理、确权、保护、授权及公益反哺，助力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开放共享。⑤
若将所有博物馆视为一个生态整体，我们应该深思如何更好地发挥博物馆作为“沟通文化的桥梁”“促进社会变化的力量”“超级连接：新方法、新公众”⑥的作用。在此背景下，“共生”理念对于包括中小博物馆在内的所有博物馆而言，显得很关键。这体现在博物馆需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积极与社区、科技、文化教育学习管理机关以及文博文创商业主体展开合作，以保障博物馆生态的良性建构与可持续发展。
吸引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共同参与中小博物馆运营机制创新。2021年国家文物局等九部门印发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深化博物馆领域放管服改革，探索管办分离，赋予博物馆更大的自主权。”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需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中小博物馆的运营中，通过创新内容生产与活动组织能力提升，激发其自我发展功能。例如，郭守敬纪念馆在引入专业社会力量后，实现了访问量的显著提升，展现了社会力量在博物馆运营中的非消极作用。从全球视角看，企业、社会组织、基金会等参与博物馆建设运营已成常态，社会各界通过参与文博事务来履行社会责任。因此，有关部门应在平衡公益性与市场性的前提下，通过倾斜性、鼓励性政策，为有志之士搭建参与博物馆建设的平台。
倡导更专业的志愿服务，以共建众包模式解决中小博物馆资源难题。对于部分中小博物馆而言，其面临线下讲解人力资源不足与线上数字化资源匮乏的挑战。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应加强专业文博志愿者队伍建设，吸引具备文博知识背景的教师、青年学子及文博爱好者加入志愿者行列；另一方面应关注互联网众包模式在博物馆资源数字化中的应用。可以借鉴国外成功案例，尝试在开源平台上征集数字化志愿者，共同完成词条录入、图像分类、辨识文献等文物数字化工作。针对这一新型的博物馆志愿服务模式，有关部门需创新志愿者服务时长与价值的认定机制，及相应激励机制，以充分激发志愿者的积极性与创造力。
推动更精准的“馆校合作”，强化中小博物馆的教育溢出效应。2020年教育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意见》精确指出：“各地文物部门和博物馆要会同教育部门和学校，结合中小学生认知规律和学校教育教学需要，充分挖掘博物馆资源，研究开发自然类、历史类、科技类等系列活动课程，丰富学生知识，拓展学生视野。”在“馆校合作”的模式下，中小博物馆需采取双向策略：一方面，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博物馆；另一方面，探索将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以多种形式“送出去”。目前一些国外博物馆已经进行了先行实践，它们将代表性藏品的三维数据公之于众，教育学习管理机关可申请下载这一些数据，并运用3D打印技术制作模型，以此将博物馆资源无缝融入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之中。鉴于当前“双减”政策下对素质教育需求的激增，有关部门应更加积极地促进文博资源与教育资源单位的对接与合作。
综上，在文化传承的宏大背景下，数字科技、体验经济与社交媒介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为中小博物馆的转型与升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期待见证更多的中小博物馆突破传统框架，通过与多方主体及机构的互动合作，响应社会多样化需求，共同挖掘并实现文博资源的社会价值与教育潜能。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可持续发展专委会委员）
①郑奕：《博物馆强化“观众服务”能力的路径探析》，《行政管理改革》，2021年第5期。
③[美]妮娜西蒙著，喻翔译：《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页。
④单霁翔：《社区博物馆与城市文化建设》，《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1年第3期。
⑤《以数字技术助力文物“焕新”，腾讯首次亮相进博会中国馆》，央广网，2023年11月6日。
